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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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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2日 10:54    来源:大同旅游网

 

 

 

    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历史的进程中,大同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遗迹,古代碑刻就是其中一部分。它是研究和继承发扬我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魏碑书体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占有重要地位。大同作为北魏早期都城达九十六年,可以说是魏碑书体的一个发祥地。现今留存下来的北魏碑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司马金龙墓表、墓志,1965年出土于大同市城东6公里的石家寨村,是出土的魏宗室王公志石中年代最早的一种。
墓表高0.49米,宽0.45米,楷书十行,每行七字。墓志高0.54米,宽0.55米,楷书九行,每行八字。两碑均系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十一月随葬,碑石字迹完好,出自一人之手笔,书刻俱精。用笔以方笔直势为主,兼以圆笔曲势,字体呈扁方形,隶意极浓。横画左低右高,两端方粗,蚕头燕尾,全承汉隶笔致。结字安排,出奇制胜,形成了体势刚健,高古典雅,气势雄浑的大家气度。 司马金龙墓表、墓志,反映了北魏早期书法所具有的楷隶风貌。因此,把它称作北魏早期书法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这种风格在众多的北魏碑中,只有从河南淇县的《吊比干文》的字里行间,才能寻得几分踪迹。后者与前者相较,除字形变长,隶意减少外,用笔如出一辙。据此推断,《吊比干文》与司马金龙墓碑很可能是同一位书法家的手笔,只是略有变化。从这一变化中,能使我们看到魏碑由隶化楷的演变和成熟过程。表和墓志的书写人,据推测是北魏大书法家刘芳。因为他与当时执政的文明太后、司马金龙等人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

    据大同府志载,云冈石窟壁上多前代石刻,字漫灭不可读。这说明,云冈石窟内造像记原本很多,但因石质风化,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在仅仅发现三块。其中之一就是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距地面11米处,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八月三十日,五十四名佛门信徒留下的造像题记。这是存世较早的一种北魏造像记。
   
这块题记记下了当时大同城内五十四名善男信女在云冈十一窟东壁雕造九十五躯石佛的缘由,含蓄地表露了佛门弟子们对太武帝灭佛的不满心理,同时对文成帝复法后佛事中兴的盛世大加赞颂,对崇尚佛法的当权者孝文帝、文明太后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连同刚刚出世的皇太子也致以良好的祝愿。这块造像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为确定开凿云冈诸窟的分期提供广真实的历史资料。由于它是北魏迁都洛阳前十多年的作品,所以它比迁洛后开凿的龙门石窟的众多造像记都早,更能反映太和年间的书法风格,因而在书法艺术上也有较高的价值。
   
太和七年造像题记,长0.78米,高0.37米,楷书二十四行,每行十四至十六字不等,共三百四十二字,字径2至3厘米。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刻在沙岩上,不免有漫漶之处,个别字已难辨读,但保存还算完好,书法也不久本来面目。
   
此碑书法的特点是:体势、笔画和意态都有很浓的隶书遗风;结字恰到好处,奇中取胜;点画多变,方圆并施。这种取法汉隶,楷隶并存,端朴高古,寄巧于拙的书风,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南北朝书法的特点。

    元淑墓志,八十年代初出土于大同市城东十公里白登山下的东王庄村。此志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碑高0.74米(加额),宽0.42术。碑额为魏元公之墓志六个篆书,风格与司马金龙墓表篆额相近,但书法略逊一等。墓志正文为楷书,坚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共计511字。字格二厘米见方。志文除右下部和左上部因年久接土,二十余字漫灭不可辩读外,绝大部分字体精整,锋颖犹新。它是目前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志石中文字最多的一种。
   
志文记述了墓主人元淑及其妻吕氏的身世和功德。元淑本名拓跋淑,是北魏先世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道武帝拓跋(王圭)的祖父)第五子拓跋寿鸠的曾孙,生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八年(公元447年),宣武帝正始四年(公元507年)卒于平城镇将任上。据《北史》载,元淑善骑射能弯弓三百斤,颇有政绩。此墓志极力褒扬他的功德、品行,虽不免有过誉之处,但毕竟补充了史料的不足。 元淑墓志的珍贵价值是在书法艺术方面。元魏后期书法逐步形成了一种俊利疏朗,严格之中富有变化的书风。此墓志是这个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元淑墓志》的用笔,以方笔为主,不失魏碑雄强、质朴的基本风貌,而许多地方参用圆笔,又具有意态生动、凝重遒劲、富有立体感的特点。 在结字方面,《元淑墓志》更有其独到之处:其一是打破了魏碑字体一律呈扁方形的成法,而略呈长形又富于变化;其二是体势以奇取胜;其三是以行入楷,意趣横生。《元淑墓志》的用笔和结字方面的这些独到之处,使它卓然独立于魏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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